羊羊似乎已经适应了小学的生物钟,以出乎我意料的速度。
每天7:10在闹钟声中醒来,7:20闹钟再响中起床。(每天临睡前自己定的闹钟),用十多分钟洗脸刷牙穿衣服,7:40不到出门,到学校还不到八点钟。(我准备让他把起床的起间调整为7:30了)。有时候起得早,还能抓紧时间看一集《猫和老鼠》,或看半本书。
下午四点钟放学,在外面玩到五点半回家。回到家自由活动,(通常都用来玩电脑游戏),六点多吃晚饭,洗澡。七点钟左右开始写作业。作业不知道算不算多,一到两页的数学练习题,语文也有教辅练习题,每天还要写八东篱把酒黄昏后九行(每行八个)的拼音。通常磨磨蹭蹭地写完所有作业,需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刚刚开始我会守在旁边,现在不让我看了,让我在一边看书,写完再让我检查。)然后又是自由活动时间。看书、看碟、玩游戏、吃夜宵……9:30洗脸、刷牙,然后上帘卷西风床。再看一会碟或书,10:30之前都会睡着。
周五周六的晚上,会疯到十二点多还舍不得睡觉,颇有“秉烛夜游”的劲头。
除了作业用的时间多一些,其它似乎跟幼儿园没多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羊羊的心里开始有了时间表。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又离童年远了一步。
我的小学是怎么过的?
那是一座乡村小学,却与北大同岁。是乡里的开明地主响应戊戌变法创办的新式学堂。我上学的时候,它已经有近九十年的历史,仍设在祠堂里。冬冷夏热,光线幽暗,设备简陋。但小孩子是不会在乎这些的。我们只在乎院子很大,足够我们跳橡皮筋,拍皮球、……课堂枯燥无味,但下课十分钟可以争分夺秒地玩。放学了也要疯到天快擦黑才回家。作业肯定不比羊羊现在少,但记忆里并没有关于作业的痛苦回忆。可能乡下的孩子,比较皮实。
学校开始变得让人留恋,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很自然地进入青春期,交到了终生的知已,开始通过文字领略人世间的美好和忧伤。我们一起看书、听歌、交流各种秘密。在校园外的田野里散步徜徉,在雨中漫步,骑车去镇上买书,在月夜里听阿冰的哥哥拉小提琴,感动得热泪满面,偷偷地逃学去听歌、喝茶……生命似乎打开了另一扇门,让我们窥探到它的神秘深邃。从那以后,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学校一直都是充满魅力的地方,它意味着生命的无限可能,与这种无限可能性相比,枯燥的课堂、繁重的学业,都是可以承受的过程。
刚刚上学的头三天,羊羊每天晚上,每天清晨,都会追问:“妈妈,我不想去上学,妈妈我为什么要上学?”
我很苍白地回答:“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是有责任的。大人的责任是上班,赚钱买房子,买食物,买衣服,养活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小孩的责任是去上学。上学虽然有时挺辛苦的,但可以交到像林贝伦、杨凯帆、廖颖捷这样的好朋友,这些好朋友会带给你很多快乐是不是。还可以学到很多本领,比如,你学会拼音,就能打字,想到谷歌上搜索什么游戏,就不需要妈妈帮忙了。
周末在丫丫家里,重读了大江健三郎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学?》,答案与我年少的经历不谋而合。我们为什么要上学?因为我们必须学习一种语言,与其他孩子一样的语言,这样才能与他们连结,一起去探索世界的秘密。“这种语言是在家庭里发芽,在学校里发展成形的。不仅仅是语文,还有自然科学、算术、体操、音乐,这些都是深刻了解自己,与他人交流的语言。
为了学习这些,无论是什么时代,孩子都是要去上学的。”
附 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大江健三郎
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历程中,我曾经两次思考这个问题,十分幸运的是,最终都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认为那是我遇到的无数问题里寻找到的最好的答案。
最初,我很怀疑,孩子是否要上学。当时我10岁,那年夏天,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
战败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之前,我们孩子,还有大人,接受的教育一直在说,我们国家最强大最有力量,说天皇是个神。然而战后我们明白,天皇也是人。当时的美国,是我们最害怕也最憎恨的国家,可是后来,又是这个国家成为我们要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起来最需要依赖的国家。
我觉得,这样的转变是对的。可是战争刚结束一个月,我就不愿去学校上学了。因为直到仲夏,一直说“天皇是神,美国人是恶魔”的老师,竟然十分自然地开始说起完全相反的话来,并且也没有对我们做一些诸如以前的教育是错的之类的交待。他们教我们说天皇也是人,美国人是朋友,是那么自然而然。
进驻的美国兵乘坐着几辆吉普车开入密林间的小村落,那天,学生们摇着自制的星条旗用英语高呼“Hello”,站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他们。我呢,从学校跑出来,跑到森林中去了。
从高处俯视山谷,小模型一样的吉普车沿着河边的道路开进了村庄,如同豆粒大小的孩子们的脸虽然看不清楚,可是,他们的“Hello”喊声却听得真切,我流了眼泪。
从第二天早上起,一去学校,我马上就从后门出去直奔林子,一直到傍晚,都是我一个人度过。我把大本的植物图鉴带到林子里,在图鉴中寻找林子里每一棵树的名字和特性,并把它们一一记在心里。
林子里树木的种类实在太多了,这么多的树都有各自的名字和特性,我觉得十分有趣,简直着了迷。我不打算去上学了,我喜欢能和我一起谈论这些树木的人,可是无论教师还是同学,一个都没有,那么我为什么还一定要去学校,学习一些和将来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呢?
秋季的一个大雨天,我照常进了林子,雨越下越大,连道路也坍塌了。天黑了,我没有走出林子,并且开始发烧,第二天,是村里的一个消防队员在一棵大七叶树的树洞里面发现了昏迷的我,把我救了出去。
回家以后,烧并没有退,从邻村赶来给我看病的医生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药可以治。”这话仿佛是有人在梦里和我说一样,我都听到了。可是妈妈对我没有丧失信心,一直看护着我。
一天深夜,我从长时间的昏迷中清醒。我躺在榻榻米上面,妈妈坐在枕头旁边盯着我看。
“妈妈,我会死吧?”
“你不会死的,妈妈在为你祈祷。”
“医生不是说这孩子没救了么?我会死的。”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就是死了,我也可以再生你一次,所以,你不要担心。”
“可是,那个孩子和我不是同一个人啊。”
“不,是一个人。我会把你从生下来之后到现在所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东西和做过的事情全部讲给新生下的你听。这样两个孩子就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孩子了。”
妈妈的话我没有完全明白,但心里平静下来,安安稳稳睡觉了。第二天开始我慢慢康复,到了初冬,我开始想上学了。
不论是在教室里上课还是在运动场上打棒球,我经常会一个人发呆,我想现在活在这里的我,是不是死去之后又被妈妈再生一次的孩子呢?我现在的记忆是不是由妈妈讲的那个死去的孩子所看到、听到、读到的东西和他经历的一切事情形成的呢?并且,是不是我使用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语言在说话呢?
我还经常想,教室里、运动场上的孩子们是不是都是没有长大就死去的孩子呢?他们又被重新生出来,听到死去的孩子们的所见所闻,按照他们的样子替他们说话。我有证据:那就是我们都用同样的语言说话。
并且,我们是为了让这种语言完全成为自己的东西才到学校学习的。不仅仅是语文,连自然科学、算术也都是这一继承必需的。如果只是拿着植物图鉴和眼前的林木去对照,那么就永远不能代替死去的那个孩子,只能和他一样,永远不能成为新的孩子。所以我们才都来到了学校,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
现在我又想起了一件我成佳节又重阳人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的长子叫做光*,他出生的时候头部异常,到了5岁还不会说话。可是他对声音的高低却特别敏感。比起人的语言,他首先记住的是许多鸟儿的叫声,而且他一听到鸟儿的歌声,就能说出鸟的名字来。这是光说话的开始。
光7岁的时候才上学,进入特别班。集中在那里的孩子,身体上都有不同的残疾,有的总是要大声喊叫,有的不能安静,要不停地动,一会儿撞到桌子,一会儿掀翻椅子。光总是用手捂着耳朵,身体呈现僵硬的姿态。
于是我又问自己孩童时期的那个问题,光为什么要去上学呢?我们为什么不回到村子里面去?在林中盖个小房子,我按照植物图鉴确认树木的名字和特性,光听鸟儿的歌唱,妻子就在一旁画我们的速写,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可以呢?
解决了这个摆在我面前的难题的竟然是光。
光进入特别班之后不久,发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不喜欢噪声的小朋友。于是,两个人总是坐在教室的角落里面互相握着对方的手,一起忍耐教室里的吵闹。
不仅如此,光还开始帮助那个活动能力比他差的小朋友去上厕所。能帮助小朋友做一些事情,对光来说,实在是种充满新鲜感的快乐体验。渐渐地,他们两个人开始在距离其他孩子远一点儿的地方摆上椅子,一起听广播里的古典音乐了。
又过了一年,我发现超越了鸟的声音,人类创造的音乐开始成为光可以理解的语言了。他甚至能从播放过的曲子里面记下朋友喜欢的曲目的名字,回到家里还可以找到这张光盘。教师也发现这两个平时很少开口的孩子的语言之中,已经出现了巴赫、莫扎特的名字。
从特别班到养护学校,光是和那个孩子一起上的。高三毕业前夕,教师要为大家举行告别会,作为家长,我也去了。
光从小跟着母亲学钢琴,这会儿已经可以自己作曲了。我根据他们的一段对话写了一首诗,光为它谱了曲,这就是后来的《毕业变奏曲》。
现在对于光来说,音乐是他蕴藏于内心的深刻而丰富的东西,也是他将内心的情感向他人、向社会传达的唯一语言。这种语言是在家庭里发芽,在学校里发展成形的。不仅仅是语文,还有自然科学、算术、体操、音乐,这些都是深刻了解自己,与他人交流的语言。
为了学习这些,无论是什么时代,孩子都是要去上学的。